持續了三年的韓日芯片戰爭結束了，3月16日，韓國產業通商資源部宣布，3月14日至16日與日本經濟產業省舉行了第九次韓日出口管理政策對話，兩國達成了一致協議：日本解除對韓國的氟化氫、氟化聚酰亞胺、光刻膠等3種產品的出口限制措施，韓國則取消對日方3種產品出口限制的世界貿易組織（WTO）起訴。

據韓國產業部透露，兩國在此次政策對話中討論了出口管理實效性，包括出口管理體制、制度運用、事后管理等。

在此基礎上，日本決定通過變更出口管理運營，中斷對氟化氫、氟化聚酰亞胺、光刻膠等半導體相關3種產品的出口限制。關于給予出口程序簡化優惠的“白色國家清單”排除措施，決定進一步協商。

在2019年的時候，日本發布了關于氟化氫、光刻膠等半導體原材料的禁令公告，并將韓國剔除了享有出口優惠待遇的“白名單”，矛頭直指韓國半導體行業。

在當時，韓國所需要的原材料八成以上都從日本進口。

在這般危難之際，韓國企業竟是逆流而上，借機提出了原材料國產化的目標，加速擺脫依賴進口的現狀，令人驚嘆不已。

那么，日韓的半導體發展之路究竟是怎樣的呢？韓國究竟是如何擺脫日本的控制的呢？

先行一步：日本掌控半導體市場

作為半導體行業的領軍者之一，日本搭乘了“冷戰”的快車，在半導體的研發之路上狂奔不休。

作為二戰中的失敗者，日本在戰后卻沒有并未遭受嚴懲。以美國為首的一部分勝利者對日本的態度曖昧至極——是扶持日本呢？還是打壓日本呢？美國白宮的官員們天天都要為這個問題爭得面紅耳赤。

而日本的問題還沒解決，如何封鎖新中國的問題又被擺到了臺面上。尤其是朝鮮戰爭中中國志愿軍所表現出的強大實力和堅韌意志，使得美國人大驚失色，隨即選定日本作為“封鎖中國的前沿陣地”。

也正是得益于此，日本獲得了美國真金白銀和援助和技術上的支持，數十億元美金被運到了東京，近百噸厚重的紙質技術資料由美國重型轟炸機親自護送到日本。

日本，似乎真的要翻身了。

憑借著朝鮮戰爭，日本利用美國的戰爭需求，大肆發展重工業，生產槍支、卡車、炮彈，以滿足美國的軍需要求。

在朝鮮戰爭結束之后，日本并未就此落寞。

在1957年，蘇聯發射了人類歷史上的第一顆人造衛星。放眼茫茫太空，那顆衛星彷佛撒哈拉沙漠中的一粒細沙，微不可見，但就是這么個小玩意，深深地觸動了美國人那顆敏感的神經。

在美國人的眼中，蘇聯發射的衛星不是什么人類技術的結晶，而是開啟戰爭的一顆火星。

為了能夠制衡蘇聯，美國早早地就將與“核武器”相關的電子產業全面地轉向軍用領域，這就導致電子產業在民用領域出現了市場缺口。

日本人也一直靜待時機，謀取進入美國民用電子產品市場的時刻。

此時，日本人仿佛身受重傷的一條蛇一般，在岌岌可危的緊要關頭，靜待發動致命一擊的機會。

1953年，日本東京通信工程株式會社率先出手，以僅僅2.5萬美元的“白菜價”引進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晶體管技術。

所謂的“晶體管技術”，就是以半導體材料為基礎，所打造出來的電器元件。靠著一個面積和指甲蓋大小的晶體管，就能實現讀取信息、處理信息的功能，幾乎算是最初級的“智能手機”。

而向日本提供這項技術的公司，正是美國西屋電氣。由于美國一直在全面地應對蘇聯的壓力，因此國內的諸多民用電子公司都接不到什么訂單，只能出口技術給自己續命。

美國西屋電氣“賣技術”這樣的方法，無疑是飲鴆止渴的，因為生產核心技術泄露，未來勢必會被模仿和超越。

但是當時美國社會一片恐慌，認為蘇聯未來數年內就會攻打美國，因此這些公司倒是放得很開，有人買就一定賣，只要不是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就行。

獲得相關技術的日本如獲至寶，在短短兩年的時間內就研發出了世界上第一個袖珍錄音機，日本東京通信工程株式會社也正式更名為后來大名鼎鼎的“索尼”。

此后，日本政府和日本企業手牽手，一起從美國挖技術、挖人才。

1957年，日本政府推出《電子工業振興法案》，對電池產業公司實行極低的征稅要求，還主動貸款給新型的電子產業公司，幫助它們度過難關。

上世紀五十年代，日本近乎掀起了“全民發展半導體”的熱潮。

步入六十年代后，日本已經發展出了足以抗衡世界上所有半導體企業的NEC公司——NEC從美國仙童公司引入了平面光刻生產工藝，成為全球第二家擁有制造集成電路能力的公司。

美國仙童半導體是何等人物呢？

《硅谷熱》雜志曾這樣評級道：

“整個硅谷，半數以上的公司仰仗仙童半導體而存活。1969年，在瑞士舉行的半導體交流大會上，400位參會者中，九成以上都來自仙童。”

發明了“摩爾定律”的摩爾，創建了英特爾的格魯夫，都是仙童半導體走出去的員工。

可見，被譽為“硅谷人才搖籃”的仙童公司是行業“巨無霸”般的存在。如此一位大佬級的企業，日本NEC已經能和它平起平坐，令人驚嘆不已。相較之下，如今在半導體行業呼風喚雨的韓國，在當時竟是連半導體是什么都不知道。

一直到1965年，韓國的半導體行業才蹣跚起步。面對著壓在頭上的日本和美國，韓國用自己的計謀，走出了一條血與淚的半導體發展之路。

韓國的追逐之路：蹣跚起步，困難重重

從韓國發展半導體產業的那一日起，日本與韓國的紛爭就注定源源不斷。

最開始，韓國無意向日本宣戰，韓國自居為“跨國公司的半導體生產基地”，做的都是不接觸核心技術的臟活和累活。

但是日本半導體發展過快，扶持日本的美國感到些許危機，便命令本國半導體企業在韓國投資建立半導體生產組裝工廠，半導體產業在韓國萌芽。

之后，仙童、摩托羅拉、東芝等半導體企業紛紛來到韓國投資建廠，韓國成為大型跨國公司的半導體組裝基地。

此時倒也還好，日本和韓國井水不犯河水。但是嘗到甜頭的韓國政府心想：外圍的產業利潤已經如此豐厚，更何況掌握了核心技術之后呢？

因此在本國電子工業快速成長的背景下，韓國企業開始嘗試進入半導體產業。

但是，想法很美好，現實很骨感。

1974 年剛剛成立的韓國第一家本土半導體企業，在短短一年后就因為經營問題被日本企業陷害，從而發生財務危機，最終被三星公司收購。

第一戰過后，韓國半導體元氣大傷，竟是一蹶不振，在此后的近十年間毫無作為。

步入八十年代之后，美國突然收緊對韓國的經濟援助，一些給韓國GDP增色不少美國半導體企業開始消極怠工。

在這時韓國人才意識到，一味地依靠其他國家，根本無法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。

因此在接下來的三十年間，韓國人以“不可思議的勇氣”，從日本和美國的口中虎口奪食，大力投資半導體技術。

從1982年起，以三星為代表的半導體企業決定進行64K DRAM芯片技術研發。這是一種存儲器，可以記錄下機器的運行數據。

此時，外國大型半導體企業開始拒絕向韓國轉讓相關技術許可。為解決核心技術缺失問題，韓國半導體企業將目光轉向國外一些經營不景氣的小型半導體公司，從這些公司手中獲取技術許可，同時組建自己的技術研發團隊，加快技術自主開發速度。

1983年，韓國的技術水平落后于美日4年；1987年，韓國的技術水平落后于美日一年；1988年，韓國的技術水平僅落后于美日6個月，在近乎“奇跡”的努力下，韓國迅速縮小了與美日同期半導體企業的技術差距。

及至上世紀末期，以三星為代表的韓國企業實現了技術的趕超，韓國半導體產業已經有能力向美國和日本半導體企業出口技術，開始嘗試主宰行業。

2017年，三星憑借存儲業務的出色表現，首次超過英特爾登上全球半導體營收排行榜的榜首。

但是，日本企業卻是一直被壓得喘不過氣來。最終在2019年，日本主動出手，斷供氟化氫和光刻膠，重創了韓國。

禁令迭出，大戰開啟

2019年，日本方面實施“半導體材料禁令”，包括氟化氫、光刻膠在內的三種原材料被禁止向韓國出口。

氟化氫，這在常溫下是一種氣體，用于半導體材料的切割。但是，當時的韓國企業不僅生產不了高純度、無雜質的氟化氫，而且氟化氫的儲存技術也要依賴日本。

2019年，世界上氟化氫提純度最高的國家僅日本一家，即使是我國也要從日本進口高純度的氟化氫。而光刻膠則是比氟化氫獲取難度還要大的材料。

光刻膠是一種對光源十分敏感的液體，它可以實現微小圖形的識別和加工，但是光刻膠的成產工藝十分復雜，掌握此技術的國家屈指可數。

三星集團的CEO曾表示：“如果光刻機缺少了光刻膠，那么光刻機就是一堆廢鐵。”

因此，光刻膠是半導體領域不可或缺的關鍵材料。

當時，全球的前五大光刻膠公司有四家日本公司，所占據的份額超過87%，可謂是“一國獨大”。

在2019年，韓國從日本進口的氟化氫占到了全部進口量的51%，光刻膠的進口量更是達到了驚人的94%。

因此，日本禁令直接卡死了韓國的半導體行業。自從日本發布禁令之后，韓國日均虧損5萬億韓元，影響極大。

2019年年末，韓國269家中小型半導體公司聯合發聲，稱“一旦日本長期對韓國實行制裁，那么六成以上的企業撐不過半年的時間”。

正所謂“打蛇七寸”，韓國萬億級別的企業被深深的鉗制住了，諸多中小企業沒有應對之法。

但是，韓國企業真的就會坐以待斃嗎？

迎戰日本，積極自救

截止到2021年夏天，韓國三星集團已經投資了數十家半導體設備和材料廠商。而這些接受了三星集團投資的廠商，全是清一色的韓國本土企業。

“既然不能仰仗外人，那就全憑自己。”

三星集團CEO的一聲號令之下，三星在的投資策略已經發生了查翻天覆地的變化。

這一方面是因為三星集團對日本禁令的反思；另一方面也是三星集團提升自身核心競爭力的關鍵所在。

從禁令發起之初到2021年11月，韓國三星集團已經投資了3800多億韓元，約合二十億元人民幣，從化學材料供應商，到陶瓷材料供應商，再到前驅體材料供應商，三星集團正在全面打破日本企業的壟斷。

以化學材料供應商Soulbrain為例，它已經完全能夠自主生產高純度氟化氫，使得韓國企業不再依賴日本企業。

在2020年年末的時候，Soulbrain可以憑借自己一家企業，供應全韓國2/3的氟化氫的需求量。

在日本的打壓之下，韓國企業迸發出了驚人的冒險精神。

韓國三星CEO在接受采訪時就表示，希望三星集團能夠成為像荷蘭阿斯麥ASML那樣的行業巨頭。

他表示：

“日本方面的禁令給我們很大的困擾，但是每一次的挑戰，都是技術革新的開始。盡管投資的成本會成倍的增加，但是在風險面前，三星集團勇于去做東京電子不愿意觸碰的新設備。

因此我們會看到這樣的奇觀，在遭受日本原材料禁運兩年之后，韓國三星集團宣布挑戰臺積電的地位，不僅要彌補自己生產鏈上缺失的環節，還要打造一套屬于自己的生態。

同時，韓國政府也全力支持韓國半導體企業勇攀高峰的精神。

在原材料被日本禁用之后，韓國工業部和能源部宣布大幅提高財政預算，以每年9%的增速應用于工業發展。

韓國總統文在寅更是微服私訪，僅帶三兩個隨從，參觀位于韓國平澤市的三星半導體制造中心。

文在寅向三星集團承諾，將在未來十年內投資約510萬億韓元，政府將全方位支持半導體實力的增強。

這樣一來，日本的禁令非但沒有壓垮韓國企業，反而加速其本土供應鏈的成型與發展，倒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。

結語

無論是2019年面對日本原材料禁令之后的奮起直追，還是上世紀末期的逆流而上，韓國企業的冒險精神確實令人稱道。

1996年，世界半導體市場進入“寒冬期”，半導體價格驟降，韓國半導體產業受到巨大打擊，企業虧損嚴重。

但是，韓國半導體產業沒有因此凋零，以三星為代表的半導體企業頗具冒險精神，在這一階段開展逆周期投資，進一步壓低市場價格，擠出競爭對手并搶占市場份額。

同時，韓國企業加快產業結構調整的步伐，剝離不良業務，推動產業結構升級。

市場回暖后，韓國半導體產業國際地位進一步提升，并于1998年超越日本成為DRAM生產第一大國。

如今，三星集團借助日本禁令，倒是完全推動了供應鏈國產化的目標，卻也是因禍得福。